“过劳死”这个词，最早是伴着一批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，而使中国人认识的。但是现在，人们见到“过劳死”一词，就动不动与企业家联系起来了。 “过劳死”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、劳动强度加重，以致筋疲力竭，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，救治不及而丧命。“过劳死”又可视作一种疾病过程或身体非正常状态。

2006年1月12日，上海中发电气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因患急性脑血栓抢救无效逝世，年仅37岁。

而在2004年，南民的同乡好友，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刚刚撒手寰，生命的时钟定格在38岁，中国企业界为之震动一时。

青岛啤酒出任总经理彭作义，心脏病突发死亡，年仅56岁，所有的荣誉，所有的美好蓝图，都因为一个意外，划上了休止符。

网易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过劳死时，才38岁。

汤臣集团汤君年先生笃信风水说，每当要做什么大事，都要请风水先生前来指点一番。但可惜，风水先生没能保佑汤君年延年益寿。2004年10月14日，汤君年因糖尿病并发症而在香港养和医院去世，终年仅56岁。

……

都说，他们是给累死的。还在商海中打拼的企业家们，不累的大概不多，累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状态。据说，家大业大如娃哈哈的宗庆后先生，也是十几年如一日，每天7点钟就来到公司、晚上11点之后才能回家，每年光亲笔写的销售通报就超过200份。象这样起早贪黑的企业家，多到让我们觉得根本没有罗列的必要了。

最近的一份《中国压力报告》指出，中国老板全球最累，平均年假仅10.9天，低于全球老板的15.4日及欧盟的21.7日。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，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与攀升的房价相比，都不过是杯水车薪。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“压力大”排位为：上海67%，深圳64%，广州46%，北京45%。70%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。

然而，还有一些企业家，看起来却不但“不累”，而且潇洒，简直是太潇洒了——

英年早逝的王均瑶和南民的另一个同乡，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，名如其人，与前二者就恰恰相反，据说，高天乐每天早上9点钟起床，喝完保姆端来的茶，接着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用过餐，他不会为去不去上班而焦虑。高天乐很少接听公司打来的电话，因为公司一般不会找他。这在中国企业领导人中，真是个罕见的逍遥自在人了。

广东南方李锦记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森，旗下拥有十多家分公司、2000家专卖店.并曾荣获2005年“最受推崇亚洲最佳雇主”和“中国最佳雇主”称号，但李总在办公室的时间，每个月平均只有1～2天，在世界杯期间，李总甚至是常驻日本和韩国，做起了“职业球迷”。

知名度更高、活得更潇洒的，还有万科领导人王石。“国家登山运动健将”的称号，是王石用每年1/3的时间换来的。

……

更不用提那些跨国公司的总裁们，他们活得似乎是太潇洒了，他们神清气爽地优游于工作与生活之间，浑然没有中国老板们的忙碌与无奈。

西方企业的领导人休闲潇洒，中国企业领导人却忙得吃不下、睡不着，这固然有个“国情”不同的原因。最近的《中国压力报告》指出，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。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，该国《劳动法》甚至规定，周日是法定假日，商店不得开门。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，并受到重罚。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%，这是法式“浪漫情怀”及意甲、德甲狂欢的基础。欧洲人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，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。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，当GDP飞涨之时，中国成了“睡不着”的国家。

但是，忙碌的企业家们是不是曾经问过自己：为什么别人可以很潇洒，我却不得不劳碌得牛马似的？我是不是很可能其实不必这么累？有些压力，会不会是我自找的？

有各种各样解除压力之道，心理学家在献计献策开出各种应对的药方，哲学家教人换一种视角看压力，教人换一种活法，比如过一种“简单生活”等等。这些解压之道，不无道理，但这都只能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因为这些“解压之道”都不足以消除我们的心理压力，更不会因为换个心态就能够推掉摆在我们面前根本推不掉的工作量，那么，我们就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在领导者自己的管理实践中，是什么使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是什么最直接导致焦虑？

答案是：时间管理不当。具体地说：

1.   你管了大量原本就不该是你管的事；

2.   在你应该管的事里头，你对时间作了无效的安排。

在领导者的自我领导中，能够进行有效的时间管理，才真正是行之有效的。
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乎！”人生“中场”，个人时间资源合理、高效的配置，不可不慎。

关键词：四维领导力，领导力，胜任力，胜任素质，胜任素质模型，时间管理，人力资源，管理咨询

本文内容节选于《四维领导力——锻造中国管理者的卓越领导力》

作者：严正（领导力、人力资源管理专家）